《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读书笔记

 

  1. 而精神分析发展早期的重要人物——荣格、阿德勒、费伦齐、兰克——已被逐出弗洛伊德理论的主流,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确立的学说存在着明显分歧。

  2. 但是,1939年后,世上再无弗洛伊德,无人再来裁决各种不同观点中哪个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从此,精神分析的思想得到解放,得以更加自然地奔涌。原来只有一条道路,而今有了许多。原来只有一种传统,而今是多样的学派、多样的技术术语和多样的临床实践形式。精神分析不再只是一个人的创造成果。

  1. 现代世界急速变化,强调成本效益,执著地追求利润和生产率,在这样的世界中,精神分析那悠长、深思的特点可能像弗洛伊德那张盖着东方花纹毯子的维多利亚时代躺椅一样显得过时。

  2. 过去之井很深……我们探测得越深,越是深入触及较远的过去世界,我们就越会发现人性最早的基础,它的历史与文化,更显得深不可测。 ——托马斯·曼

  3. 弗洛伊德对这一临床问题的苦苦求索,带来了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在理论方面,他开始设想关于心灵的地形模型(topographical model),将心灵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无意识,由不可接受的想法和情感构成;前意识,由能够变成意识内容的可接受的想法和情感构成;意识,由任何时间处于意识觉察中的想法和情感构成。

  4. 在分析的最初几个月,对这些疑虑、思维和恐惧的追溯逐渐回到了童年。她记得自己非常担心什么灾难会发生在父母和其他亲戚身上。她会编出具有幻想的预测力的游戏:如果接下来的两分钟转过街角的汽车是偶数,一切就会正常;如果是奇数,意味着将会发生灾难。

  5. 这些发现导致弗洛伊德提出了引起争议的幼儿诱惑(infantile seduction)理论:所有神经症的根源原因是在儿童的经验中过早引入了性。3儿童天然的无知使她无法加工这种经验,在青春期自身性欲出现自然高峰时再次受到创伤。青少年这种新的、强烈的情感重新点燃了早期的记忆和情感,并陷入它们在儿童心灵表面之下未加工的形式中,产生了造成神经症症状的强大压力。

  6. 弗洛伊德这一令人吃惊的自我发现也与他对幼儿诱惑理论的质疑逐渐加深相关联。神经症症状是很常见的。那么如此之多的维也纳中上层家庭的儿童都经常遭受照料者的性虐待是否可能?讽刺的是,弗洛伊德为支持他的这个理论而积累的资料越多(越多的病人恢复了表面看来是童年性经历的记忆),这个理论就越显得不可能。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后,弗洛伊德做出了重要的结论,他在1897年给弗里斯的一封信中宣称,这些性经历中的大部分很可能从未发生,只是愿望和渴求的记忆被错当成了关于事件的记忆(弗洛伊德,1985,第264—266页)。

  7. 1920年,弗洛伊德引入了后来被称为双重本能理论(dual-instinct theory)的观点,赋予攻击与性在驱动心理过程的基本本能能量根源上的同等地位。这可是个不小的添加。一位学者对动机、对行为背后目标的理解方式,会对他如何描述心灵和人类活动发生关键的影响。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作(如,1908)中设想人始终在与被禁止的冲动和愿望抗争,这些冲动和愿望之所以被禁止,主要是由于与性的社会习俗有关,弗洛伊德认为其中有些是过于严厉和限制人的自由了。他设想分析成功的结果是个体以建设性的方式摆脱了压抑,能够利用多种成分的性本能来获得自身的快乐和满足。

  8. 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渐渐变得阴暗,特别是在1920年后。7他逐渐认为,被压抑的不仅是无害的性愿望,还有从死本能(death instinct)衍生而来的强大、猛烈的破坏性。随着弗洛伊德对本能的理解发生的这一关键转变,他和早一代精神分析师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压抑并不必然是由给出限制的社会所强加的;压抑是一种避免人们伤害自己的社会控制形式,使人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而非永远相互杀害、利用。理想的心理健康并不是需要完全没有压抑,而是维持一种经过调节的压抑,在允许满足的同时,避免原始的性和攻击冲动控制一切。弗洛伊德转向对本能更阴暗的看法,使他对社会控制持更赞赏的态度,认为社会控制对避免人们相互伤害是必要的。由此弗洛伊德从早期的卢梭式内隐的政治哲学转向了更加黑暗的霍布斯主义。在他关于文化的广为阅读的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Its Discontents)(1930)中,他描绘了一幅图景:人类需要文化才能生存,但由于文化必然带来对本能的克制,必然在某些基本特征上永不满足。

  9. 自我心理学之父海因兹·哈特曼(1894—1970)即是蓝图的最主要的设计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追逐幼儿期目标和渴望的过程中,发掘出来一些心理史前遗迹,但没有加以深究,哈特曼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样,对这些遗迹很感兴趣。

  10. 弗洛伊德从达尔文那里得到这样的概念,人类是由其他物种进化而来的,而并非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物,这在今天听起来很平常,但足以令十九世纪的人们晕厥。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诸如人类动机的本能来源、幼儿期原始的性驱力和攻击驱力,都能从达尔文理论中找到踪迹。哈特曼强调的概念是,通过适者生存的过程,动物被打造成高度适应自身的环境,所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持续的“交互关系”(1939,第24页)。

  11. 这种反应逐渐得到细化和深化;到八个月大时,婴儿不仅能够从所有他人中识别出母亲的脸,还会对陌生的面孔表现出焦虑和退却。斯皮茨把这种第二个心理纪事的外部指征称作“陌生人焦虑”。他推论说,这种情绪上的退却不止是基于婴儿看到了什么,还基于婴儿没有看到什么。既然婴儿现在能够对记忆线索进行分类,而又与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不好的经历,他的忧虑必定是出于与此时内心中母亲意象的对照。陌生人的出现使他警觉到母亲不在。在斯皮茨看来,这种行为反应是标志着婴儿已获得一种心理能力,可以建立单一的且个人化的依恋。“直到能将所爱之人从所有他人中辨认出来,爱才出现”(1965,第156页)。

  12. 当时,精神分析在处理复杂棘手的神经症性冲突时颇具创新,但精神错乱仍普遍被排除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范围之外。

  13. 首先,治疗过程本身的要求似乎就要剔除那些有更严重障碍的患者。精神分析的病人必须能够躺在躺椅上,悬置自我功能,将自己从“现实”关注中分离开,说她想到的任何事情,无论它们听起来有多么不合逻辑。一旦这种“退行”出现,病人必须还能在治疗时间结束时跳回到正常的功能上。精神病患者似乎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从一开始想法就不合逻辑。由于正常的现实检验能力已经受损,鼓励完全放弃现实检验能力的选择性退行似乎毫无治疗意义,而且还可能是危险的。尽管某些分析性的先锋,如卡尔·荣格、保罗·费德恩,还有梅兰妮·克莱因的很多追随者,探索了如何治疗内心更混乱的病人,但一般来说精神病患者并不适于精神分析治疗。

  14. 四十年后,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与艾伦·埃斯特森)也描述了同样的临床经验。莱恩受到沙利文著作的影响,开始质疑对精神分裂症症状的传统理解,即:精神分裂症症状是处在衰退中的生理系统产生的杂乱无章的表现。

  15. 经典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找寻被压抑的愿望和幻想,而沙利文则找寻被忽略的互动。

  16. 沙利文也有兴趣了解过去,但主要不是过去的冲动和愿望,他认为这些只是人际模式中的小小片断;孤立地看待这些片断,必然导致将其从环境中野蛮地剥离出来,因而丧失了对这些内容获得有意义理解的一切可能性。与经典精神分析注重过去的冲动和愿望不同,沙利文关注过去的互动。

  17. 沙利文对临床情境的看法非常不同,这些不同反映在对人类心灵,尤其是语言方面的理解上。在沙利文看来,我们每个人使用语言的方式都具有相当特殊的个人意义。词汇的含义深嵌于最初学习词汇的人际情境中。一个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另一个人用词的真正含义,尤其是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强烈情感和深层个人问题时。沙利文认为,如果分析师自以为了解病人所用词汇的含义,并根据自己假定的理解来做解译,将会引起极大混乱,并导致丧失产生有意义领悟的希望。

  18. 弗洛姆推论,人类在历史不同时期会发展出不同的性格类型,因为不同类型的社会需要特定类型的人来执行特定的社会经济功能。我们是深受社会化影响的生物,对孤单的恐惧超过一切;因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使我们按照社会需求来塑造自己。经验之所以会划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个领域,是因为社会对各种人类可能特质作出赞许或不赞许的选择,而不是由于本能驱力固有的原始特性。根据弗洛姆的观点,无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更充分地表达个人体验,可能导致自身自由和社会孤单,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恐惧并回避的。

  19. 弗洛伊德认定,人天生与环境相左。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者认为人类像动物一样,注定要不顾一切地追求简单的快乐。但是,在弗洛伊德那带有霍布斯色彩的人类社会观点看来,个体追求私欲满足将会危及其他个体,因此人类群体需要对每一个体的享乐目标加以控制。童年的任务就是社会化,是将具有兽性冲动的幼儿转变为拥有复杂精神装置的成人,成人的精神装置中具有错综复杂的检查和阻碍系统,可引导兽性冲动和目标变成社会可接受的文明生活形式。

  20. 与弗洛伊德相比,当代所有重要的精神分析学派更倾向于认为,人类幼儿符合且适应他出生后所面临的世界,而并非那么格格不入。

  21. 费尔贝恩治疗遭受虐待的孩子的临床经验促使了他理论的形成。他震惊于孩子对虐待他们的父母仍怀有强烈的依恋和忠诚;快乐和满足的缺乏完全没有削弱亲子联结。这些孩子反而转向寻求痛苦作为与他人联系的形式,并且是偏好的交往形式。儿童及后来的成人,从他人那里寻求的是他们在早年发展中体验过的联系。

  22. 想一想“化学反应”在人们的爱情和各种关系中的重要性。我们对他人的好恶并不都是依据他们给予我们快乐的可能性。我们对他人的喜好是由于他们引起了我们对旧客体依恋的共鸣,童年早期人际互动的途径和基调早已奠定了爱的基本范式。

  23. 分析过程中,萨姆开始意识到抑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家庭的理念:生活是悲惨的;因此,任何有道德的、理智健全的人都是悲伤的;我们能期望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非是通过我们的不幸而彼此相连;任何快乐的人都是肤浅、不道德的。萨姆开始看到,他认为只有通过痛苦才能与他人达到深刻而有意义的联系。与人一同哭泣是亲密的最深形式;与人一同欢笑则是肤浅而疏远的。作为好人就必须让自己与他人同样不幸。在悲伤的人面前快乐,是无情而残忍的。越来越清晰的是,尽管萨姆极其渴望与更快乐的人建立更愉快的关系,但他总是挑出不幸的人,和他们发展抑郁的联系,他的全部重要关系都以此为主。

  24. 如果孩子与抑郁、疏离或沉迷于自恋之中的父母在一起,她自己也可能变得抑郁、疏离或沉迷于自恋性自我专注,以此获得与父母人格中无法触及部分的联系感。病人在克服自身最痛苦的情感状态时,却感到正在失去与作为内部客体的父母的联系,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病人在感到更多快乐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更孤单,直到他们能够信任自己的成长能力,从而建立新的、不那么痛苦的人际联系。

  25. 在费尔贝恩看来,受分析者之所以被禁锢在神经症中,并非由于无意识中寻求快乐;神经症体现了受分析者唯一了解的人际关系形式。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她内部世界的表征中,她感到只有通过痛苦的心灵状态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模式才能与他人相联。她坚信放弃这些痛苦状态和旧有模式会导致全然地与人隔绝、被抛弃、被毁灭。仅有领悟是不够的。仅有领悟并不能让受分析者意识到自己神经症性的努力是毫无价值的;她无法想象没有这些自己会怎样。根据费尔贝恩的观点,除非一个人相信存在新的客体、存在着与人交往的其他方式,令她能感到自己看得见摸得着,否则她就无法放弃与旧客体成瘾般的强烈联系。要使受分析者断绝与分析师之间旧有的、移情形式的联系,她必须开始信任更自由的新的关系模式。

  26. 根据温尼科特的观点,是长期的养育失败引起了自我的这种根本分裂,一方是欲望和意义的真诚源泉(真我),而另一方是由于被迫过早地应对外部世界而形成的顺从自我(假我)。

  27. 在弗洛伊德看来,本能是不守规矩、违背社会的,只有通过自我长期而艰辛的斗争才艰难地适应了社会。而鲍比则更倾向于认为,经过上亿年以生存为目的的自然选择的雕琢,本能对人类环境具有预适应性。

  28. 埃里克森认为,这只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理解,而他的理解则是文化与文化差异塑造个体的发展。贯穿他理论的核心主题是个人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个体的心灵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要求、价值观和判断中产生和形成的;而个体在生活中努力寻找意义和连续性的努力又影响了文化和历史的变化。

  29. 尽管埃里克森持续吸取传统心理动力学观点,但他却极力使这些关系成为辩证关系,而不是还原关系。文化与个人、现在与过去、社会与生理,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产生。因此埃里克森止步于精神分析。

  30. 认同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传达多种不同含义,有时……它指的是意识中的一种个人认同感;而有时它又指无意识中对个人性格连续性的追求;第三种情况,则指自我整合这一潜在机制达到效果的标准;最后,它指的是对群体理念和认同保持内心的共同一致。(埃里克森,1959,第102页)

  31.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认为“人性”的确立,是动物欲望与行为的文明标准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令人痛苦自责的良心勉强可算是一种胜利,代表着在较低本性中建立起来的一套文明化的道德规范。在弗洛伊德看来,心理病态反映出这些势必冲突的内部力量之间的不平衡。

  32. 科胡特所界定的陷入困境的人不是充满了对禁忌愿望的罪恶感,而是毫无意义地度过一生。陷入困境的人失去了给平庸注入兴趣的生活热情,他看起来像人,举止像人,但他感到生活是苦役,成就是虚无。或者他仿佛被捆缚在情绪的过山车上起伏不已,一会儿是创造能量的极大迸发,一会儿是对失败的知觉干扰生活,引起痛苦自卑的感受。创造的过程受到阻断;创造的尝试难以实现。尽管他热切地、甚至是不顾一切地追寻关系,但却不断地被抛弃,于是他的悲观与日俱增,怀疑究竟能否真正从别人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弗洛伊德笔下的人充满了罪恶感;科胡特笔下的人则注定了“悲剧性”(1977,第132,133页)。

  33. 弗洛伊德认为,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情绪核心。弗洛伊德确信,只有在蕴涵情绪的背景中,病人在分析师身上体验到来自童年的、强烈冲突的情绪,才能发现冲突的无意识努力。因此,弗洛伊德将发展移情的能力作为受分析的病人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领域必须取得胜利——胜利的表现是永远治愈神经症。因为,尽管说了一切做了一切,也不可能在缺席或幻象中毁灭任何人”(弗洛伊德,1912,第108页)。

  34. 例如,他发现,如果说服像爱德瓦多这样的病人放弃他保护性的自恋组织,必然会令他饱受深切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的煎熬。令他面对自己的缺点会带来深深的彻底绝望。尽管像爱德瓦多这样的自恋病人被界定为过于自大,但他们其实相当脆弱,会从高高的优越感急速跌落,笨拙地摔到地上。

  35. 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发展理论——自爱与爱他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科胡特看来需要重新建构。对自体的爱是否真的在根本上与对他人的爱相对立?为了达到心理健康,是否需要摈弃对自己不成熟的过高评价以及得到别人注意和表扬的愿望?以放弃爱自己为代价来追求与别人的关系又是否值得?难道一个人对自己没有好感觉,真的能促成他充满活力且体验丰富地与他人交往?

  36. 科胡特最终会做出这样的结论:精神分析的理论在实战中已被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使它对精神分析的过程——弗洛伊德对后人真正的贡献,已经开始产生破坏性影响。过于僵化地忠于弗洛伊德特定理论的内容,例如自恋理论,会鼓励分析师将一套预先制定的信念系统强加于分析过程,拿病人的谈话内容来配合预先确定的意义类别,而不是建立尝试性假设,允许持续、开放地吸收病人对自身困境的独特体验。

  37. 科胡特界定了自身客体移情的三种基本类型(反映了童年所需的三种自身客体经验)。有些病人,像爱德瓦多,基于他们需要分析师来理解和反映他们对自己的体验,他们的兴奋,他们的知觉,以及他们的失望,他们建立了对分析师强烈的依恋。尽管在传统方式上分析师可能显得对病人并不重要,但是实际上她作为一种养育环境(很像温尼科特的“抱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病人在其中可以开始感到更受关注,更为真实,内心更坚实。科胡特称之为镜像移情(mirroring transference)。第二种自恋移情的发展是,当病人把分析师看成是完美出色的,通过他与这个有力而重要他人的联系而感到自己更加强大和重要。科胡特称之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最后科胡特还提出了所谓第二自我(alter ego)移情或孪生式(twinship)移情,在这种移情中,病人渴望感到与分析师有本质的相似,不是在外部意义上的类似,而是在意义或功能上类似(即感到与同性分析师共享作为男性或女性的感受)。

  38. 这些移情都不像作为经典精神分析标志的俄狄浦斯移情。科胡特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根据传统技术对自恋移情的解译是灾难性的。如果分析师对病人解译说(在镜像移情中)病人的自我知觉是夸大的,需要放弃;或(在理想化移情中)病人对分析师的看法是夸大的,需要抛弃;或(在第二自我移情中)假想的在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相似性是防御的或虚假的,那么病人的自尊会崩溃,随之产生的是泄气的空虚无用感,或报复性的宣泄。 如果这些移情没有被解译所破坏,而是允许它们蓬勃生长,会发生什么呢?经典理论会预测,由于分析师与病人共谋并满足了病人幼儿式的、自我专注的幻想,会加深固着,或退行。而科胡特发现,他的病人需要较长时间沉浸在这些移情状态中,从而逐渐发展出更加可靠的活力或幸福感。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病人没有退行,而是开始茁壮成长,发展出更为协调、坚韧、健康有力的自我感,能够经受挫折,适应生活现实,并在个人体验中发现充满活力的快乐。因此,对像爱德瓦多这样的病人来说,这种参与治疗的方式是他成长的自发努力:与分析师建立一种会帮助他从原来的“生鸡蛋”中孵出更加坚实的自我的关系。

  39. 分析的干预不是给出解译,而是要说清楚病人需要分析师在移情中承担怎样的功能,开放地接纳这种需要,并在病人感到分析师在这个角色上有缺陷时进行共情。像父母一样,分析师无法(事实上也不应该)始终完美地符合病人的需要。也像父母一样,分析师无法让太阳升起或者保护病人不接触无情的生活现实。因此分析师就像称职的父母一样,会慢慢地让病人失望,并逐渐增加,让自恋移情(通过转变内化)转变成更为现实、但仍然有活力而坚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感受。

  40. 1977年(在《自体的重建》[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一书中),科胡特开始认为他的理论不只适用于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较窄的范围,而且提供了一种看待所有病人、所有人的角度,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根本上看成是在自我调节、自尊和个人活力等问题上进行挣扎的。最后,在198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逐渐明显的是科胡特不再简单地把自体心理学看成是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补充,而是看成一种更好的、更全面的理论。

  41. 在精神分析整个历史中一直存在的最深的恐惧是,害怕分析会破坏创造力和激情。许多艺术家认为精神分析是对他们创造力的威胁;他们害怕分析性的理解在解除他们神经症性痛苦的同时,也可能会使他们艺术灵感的源泉枯竭。正如里尔克写道:“如果我的恶魔离开了我,我担心我的天使也要飞走了”(罗洛·梅,1969引用)。彼得·沙弗的戏剧《伊库斯》(Equus)(1973)(2)探讨了对性变态的分析理解很可能致使激情的源泉消失的担忧。

  42. 科胡特则倡导一种不那么客观的立场,减少解译性参与,鼓励对病人的体验进行共情的回应,并证明以往所谓的“满足”具有治疗效果——这些都偏离了标准技术,而引入的分析风格以传统上更属于女性的特点为核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反映出对权威性质的重新界定以及作为后现代思潮核心特征的传统性别角色的改写,同时也对这两方面作出了贡献。

  43. 在柯恩伯格的理论图式中,第一个重要的发展任务是要在心理上澄清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将自体意象从客体意象中分离出来)。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就不会出现独立而界限清晰的稳定的自体感,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就不能建立可靠的界限,在一个人的自身经验、自己的心灵与他人的经验和心灵之间就没有清晰的区分。未能完成第一个重要发展任务是精神病性状态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所有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幻觉、妄想、精神破碎——都是源于自我意象与客体意象区分的重大失败。 第二个重要的发展任务是克服分裂。自我意象与客体意象区分开来以后,在情感上尚保持着隔离:好的、可爱的自我意象与好的、提供满足的客体意象通过积极(力比多的)情感结合在一起,坏的、可恨的自我意象与坏的、带来挫折的客体意象通过消极(攻击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好坏之间则相互分离。当幼儿发展出体验“整个客体”的能力,能同时感受到客体的好与坏、令人满足与令人受挫,这种在发展上属于正常现象的分裂就会被克服。在整合客体意象的同时,自体意象也发生整合;自体被感受为是统一的,同时具备好与坏、可爱与可恨。伴随这一整合而发生的是基本驱力倾向的整合。由于好的和坏的感受已经结合在一起,所以单独的爱或恨的强度都减弱了。无法完成这第二个发展任务会导致“边缘”病态。与精神病不同,边缘人格在发展上已经能够区分自体与客体的意象,但是他们由于防御而放弃了把好与坏的情感和客体关系编织在一起的能力。

  44. 于语言用途,无论是沙利文(欣然地)设想的,还是斯特恩(遗憾地)设想的,在洛伊沃尔德看来都是低劣、肤浅、空洞的沟通形式。他认为语言的开端并非是从感觉经验的转译,而是本身就属于一种感觉经验形式。“我们可以说,当母亲说话的时候,幼儿并不能知觉词汇,但是浸润在声音、节奏等之中,这些是整体经验中不断加强的成分”(1980,第187页)。随着儿童的发展,词汇也具备了符号的意义,可以指代超出其本身的事物。

  45. 最恰当的理解是,与早期爱的客体的经验不是被弃诸脑后,而是通过成年爱的客体被重新发现和重新产生。新的爱并非与旧的爱完全不同,也并非仅仅是旧爱的代替。新的爱既新又旧,它带来新的经验,但在新经验中回响着旧的经验。早期爱的客体,如同祖先,为新的经验提供指导;当他们得到安葬和祭拜后,可以持续地通达现在,不再需要从痛苦的隔绝之中来支配现在,以寻找“得到承认的血统”(1980,第249页)。

  46. 拉康与许多重要的弗洛伊德阐释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宣称,由于弗洛伊德力图将精神分析放在生物学框架中以便使他的心灵观点科学化,从而使他最原创最重要的创新变得暧昧不明、折中妥协。(哈贝马斯、洛伊沃尔德、沙弗与冈特瑞普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差别在于他们认为什么是弗洛伊德核心的创新贡献。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本质内容是1905年前的弗洛伊德观点,当时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梦的解译、神经症症状和(弗洛伊德式)口误。拉康指出,弗洛伊德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理解都源于以革新的方式理解语言及其与经验和主体性的关系。

  47. 想象概念发展的第二个基础是拉康对人类欲望性质的分析。拉康认为欲望与需求不同。孩子有许多对母亲的需求,母亲能满足这些需求,但欲望作为激情的源泉,其内涵不仅限于追求满足、平息需求——拉康认为,欲望终必永无满足。在欲望之中,孩子希望自己魅力无穷,成为他者(母亲)的一切。要真的成为他者的一切,就需要具备他者渴望的所有东西。因此,拉康认为,孩子最首要的欲望是成为他者(母亲)全部欲望的客体。

  48. 在想象王国中(根据拉康的观点,这是大多数尘世日常生活的发生之处)的生活仿佛置身于充满镜子的大厅里,一切围绕着幻象而组织。我们每个人通常以为的自己,与迈克的人物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由其他人视角的反射构成的。6我们努力成为并非我们自己的人物,带着与其他人物有关的各种强烈需要,而由于其他人物也是社会的产物,他们也不是他们自己。

  49. 如果客体永远只有作为幻象才能被理解,某个单一的幻象……任何客体关系就只会因对幻象的根本怀疑而受影响……客体在某一时刻构成人类主体的拷贝,自己的翻版,但仍具有一定的跨时间的外表恒久性。(1988a,第169页)

  50. “自我是主体的认同之和……如同层层叠叠地穿着从小古玩店的道具部借来的各种外套”(1988b,第155页)。

  51. 在对俄狄浦斯故事的这种重新讲述中,欲望与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冲动只有微弱的关系;拉康用欲望来指对一种存在性补偿的渴望,它永远无法满足,“永远伸向对其他事物的欲望”(1977,第167页)。

  52. 在对俄狄浦斯故事的这种重新讲述中,欲望与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冲动只有微弱的关系;拉康用欲望来指对一种存在性补偿的渴望,它永远无法满足,“永远伸向对其他事物的欲望”(1977,第167页)。阉割是两性都可能存在的状态,而与是否具备真实的阴茎无关。父亲的出现使孩子放弃了性的野心以及与母亲的二人联合,父亲代表着语言本身的调节、组织和象征功能。拉康所谈的不仅是父亲这个真实的人,而且也是“父亲的名义”。通过确立父亲的名义,母亲割断了孩子与她自己在想象中的联合,而确立了“象征的”秩序。通过确立父亲的名义,孩子得知了父亲的存在,并得知父亲的阳具先于孩子而存在,事实上是父亲的阳具才使孩子出生;于是母亲令孩子初步了解到规则与象征关系所构成的法定社会秩序。

  53. 人只有以前经历过像欲望这样束缚他的局限,才能在由重新发现的知识所构成的领域中勾画出自己的处境。爱,在某些人看来,我曾经贬低它,它只有在首先放弃其客体的基础上才能存在。(1978,第276页)

  54. 对拉康的另一解读(以及通过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则认为,拉康使精神分析概念摆脱了解剖学的宿命,并使后人可以纯粹从文化、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两性性别。因此,继拉康之后,朱丽叶·米切尔指出,父权主义并不是弗洛伊德制定的,他只是描述了充斥于西方文化语言中的父权主义;在这一解读下,拉康对语言中充满潜在象征化性别含义的理解,成了从女性主义角度激烈批判西方文化的最有效的依据。当代一些最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就借助了拉康对语言、想象和象征王国的分析。她们有的(如朱丽叶·米切尔)认同拉康对父权主义之必然性的描述;另一些(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卢丝·伊利格瑞)则试图从拉康的分析出发,创造更直接的女性主义的经验和意义形式。

  55. 洛伊沃尔德和拉康所采取的方式,好比新的继承人在搜索橱柜时发现留下遗产的人有个不为人知的强烈而秘密的癖好。众人都只看到这栋大厦最明显可见的地方,而它实际上满足了一些与表面上看去非常不同的兴趣和目的。因此洛伊沃尔德和拉康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对弗洛伊德体系的范围和结构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根本上做出重新调整,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出它原本的真正目的(在洛伊沃尔德看来,是优美精致的客体关系理论;在拉康看来,是发现无意识的语言性质),他们认为这个真正目的一直都存在。

  56. 对弗洛伊德的这些去生物化、修正的表述使得弗洛伊德理论与其他知识学科的发展相比更加适合当代和有趣。经典精神分析太过自以为是。通过假定精神分析触及了心理的生理基础,其他学科的精神分析诠释者在表述他们的理解时,常常使用当代哲学家所谓的“基本”术语,仿佛精神分析能看到所有人类产物的最深层和潜在的意义:文学、历史、艺术和一般的文化。当代精神分析评论者在表述精神分析时则更加谦逊,把它作为一种讲述人类经验的故事的方式,追溯、理解和赏析个体生活和文化中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方式。

  57. 在形式逻辑中,矛盾代表失败;而在真实知识的发展中,矛盾却代表着迈向胜利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要尽力容忍多种意见最重要的原因。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58. 如果必须选出最能区分精神分析理论家和临床医生的争论,一个会引起最为激烈、尖锐且针锋相对的信念的问题,那么候选答案只有一个,且无其他选择可出其右。这就是关于导致心理障碍的原因:心理病态是破坏性事件和实际经验使健康发展脱离了轨道而造成的创伤的结果,还是早期经验受到童年早期幻想的歪曲作用而被曲解的结果?争论这个问题的并非只有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中支持创伤原因和幻想原因的学者之间进行着争论,这种争论反映出广泛贯穿于西方思想史的先天论与后天论之间的哲学辩论。

  59. 对于他们和其他的关系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经验本身的真实性以及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包括受虐待的孩子必然产生的解离体验,还有他们对父母的痛苦的矛盾认同:一方面他们极度深爱着父母,另一方面父母又带给他们折磨,令他们感到恐惧。戴维斯与弗劳利与更受欢迎的作者如马森·杰弗里(1984)的观点也不甚相同,杰弗里从简单化的被害者研究角度看待虐待的受害者,而否认受害者的主动幻想具有任何重要性。戴维斯与弗劳利则认为,尽管孩子可能是最初性虐待的被动受害者,但儿童随后会通过各种幻想积极地细化他或她所处的情境,包括补偿性地渴望神奇的救助者以及与施虐者认同,这些幻想也是问题的复杂成分。

  60. 弗洛伊德认为性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天体质决定的。他认为,在许多案例中,同性恋并非源自原始防御或心理动力,因此,改变病人的性取向不是恰当的分析性治疗的目标。弗洛伊德对性取向的这种态度是被美国精神分析主流几乎完全漠视的极少数观点之一。随着精神分析被美国社会所接纳,包括它显著的厌恶同性恋的倾向,一种不同的生物决定论建立起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精神分析著述中占据主导立场的是,每个人生来都是异性恋,而同性恋是一种由于阉割恐惧而产生的病理性、防御性、恐惧的退却。同性恋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前俄狄浦斯期固着、发展受阻、自恋性动力、束缚孩子的母亲、冷淡疏远的父亲等等。分析师被鼓励采用指导性/建议性的方式(比伯,1965;哈特尔,1970;奥维西,1969;索卡瑞兹,1968),坚持要求同性恋病人放弃他们的性取向,并积极指导病人转向异性恋。形成这种立场的人似乎没有留意到这种立场与弗洛伊德本人对性取向观点的距离,以及非指导性的核心分析理念,这反映出他们的激情。

  61.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分析界的许多地方,这种对性取向指导性/建议性的方式不再被采信。正如对待性别问题一样,对性取向的新生物观点开始浮现。人们最近对性取向的神经生理学有相当大的兴趣,包括一些有争议的早期研究显示,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男性的大脑结构之间存在差别。理查德·伊塞是提出下列观点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们认为性取向基本上是固有的,无法迫使其改变,而某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如果不是被迫要做异性恋的话,所有的女性都是天生的双性恋或同性恋。 另一方面,大多数当代学者倾向于将性取向和性别同样看成是复杂的心理与社会建构,而全然不是我们解剖基础上的繁殖能力或大脑生理的简单延伸。一旦将性欲从体质和繁殖功能中区分出来,认为同性恋完全是病态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相反,异性恋也不再被认为是人类生理的自然发展,而是也应进行探讨和说明的现象。

  62. 许多科学哲学家现在对科学知识性质的认识与弗洛伊德那一代的科学家已经不同了。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科学是知识逐渐进步、增多的积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对自然的完整理解和控制。而对许多当代哲学家(例如,受到托马斯·库恩的著作影响的那些哲学家)来说,科学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互不关联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是用于解决与特定文化和历史时期相关问题的范型。究竟是对科学范型的支持或否决完全建立在理性选择和实证证据的基础上,还是科学范型也构成了另一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对此曾有相当多的争论。鉴于这些动荡的存在,我们就不会惊讶于精神分析论著中也充满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当怎样看待作为一种临床疗法和知识学科的精神分析。